2021-09-11 09:21:17 來源:參考消息網 責任編輯:張威威
核心提示:20年過去了,“9·11”事件中失去父母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作為一場歷史性災難的受害者,他們承受著難以擺脫的重負。

參考消息網9月7日報道 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9月4日發表題為《“9·11”孩子:生命力的課程》的文章,作者系萊斯莉·布羅迪,文章介紹了幾位在“9·11”恐襲中失去父母的孩子的經歷和如今的情況。全文摘編如下:

將近3000名兒童在“9·11”恐襲中失去父母。如今他們都已成年。他們談起成長過程中的經歷,夜晚的惡夢、對父母的思念之苦——有些人從沒見過父母——以及不斷被別人看作一場歷史性災難的受害者給他們的重負。

他們還講述了如何為自己的適應能力感到驕傲、與兄弟姐妹的緊密關系以及從恐襲中幸存下來的父母取得的成就。他們欣然接受新的繼父繼母,新的事業。許多人說,他們常想,父母如果還在世,會如何看待今天的他們。

關于多少兒童在“9·11”中失去父母,官方數字模糊不明。曾在芒特西奈醫學院精神病學系工作的已故研究者克勞德·切姆托布在2005年領導的一項研究說,那次襲擊使2752名18歲以下的兒童失去單親或雙親,他們大多住在紐約或新澤西,平均年齡不到8歲,死難父母當中約有86%是父親。

這項研究指出,父母親死亡是兒童可能面臨的壓力最大的事件之一,父母死于恐怖襲擊更會加劇患心臟病、抑郁癥和創傷后應激障礙的風險。

“9·11”那天上午,當兩架飛機撞上雙子塔,紐約州華盛頓港的阿什莉·俾斯曼正在上高中歷史課。一家電視臺播放了她父親所在的辦公大樓燃起雄雄烈火的畫面。他的尸體一直都沒找到,找到的只有他的信用卡。阿什莉說:“有一種悲傷永遠不會消失。”但她補充說,生活里也有希望、愛和笑聲。“關鍵不在于你遇上什么悲慘的事情,而在于你如何振作起來,戰勝它。”

“全力以赴地生活”

尼古拉斯·戈爾基,1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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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戈爾基

母親感謝尼古拉斯拯救了她的生命。葆拉·貝利尼當時懷孕大約7周,是摩根士丹利添惠公司的機構業績分析師,因為晨吐遲到了。當她正要進入世貿中心南塔,看見第一架飛機撞上北塔。

尼古拉斯的父親、在曼哈頓中城工作的德意志銀行高管塞巴斯蒂安·戈爾基當時恰好在她工作的南塔。他在最后時刻主動提出在那兒主持一次商業會議。他沒能幸免于難。

在韋斯特切斯特郊區長大的尼古拉斯總是處于焦慮狀態。“我對每件事都感到焦慮,”他說,“幸運的是,這種情況逐漸緩解,我慢慢學會了如何處理。”

他母親現在是一名瑜伽老師,常常建議通過深呼吸來平靜心情。他和同母異父的妹妹聊天兒也有幫助。去年,尼古拉斯進入印第安納州珀杜大學讀大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他覺得自己困在千里之外,遠離家人,于是開始接受抑郁癥治療。

他想象,如果父母像在雙塔遇襲前考慮的那樣搬到歐洲,他的生活會有什么不同。他說,他經常想,父親如果健在會如何看待他是一個好勝的拉拉隊隊長或者他是同性戀這些事情。現在他讀大二,在學計算機科學。“全力以赴地生活已經成為我的遺產,”他說,“我父親當年特別成功,我希望達到那樣的標準。”

難堪的“9·11兒童”標簽

利婭·奎格利,1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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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婭·奎格利

像其他從未見過父親的孩子一樣,利婭對父親的了解主要來自照片和別人的講述。應對這樣的失落常使她感到孤獨。她的父親帕特里克·奎格利當時乘坐美聯航175航班,也就是撞上世貿中心的第二架飛機。她在他去世一個月后出生。

7歲那年,她在馬薩諸塞州西部伯克希爾丘陵為“9·11”喪親兒童組織的夏令營里找到一些安慰。她連續5個夏天都去參加,直到夏令營停辦。

“我不記得大家明確談論自己的感受,但我們知道彼此都有共同的體驗。”她說,“這幫助很大——不談這件事,但知道有這種經歷的不只是自己。”

她說,被貼上“9·11兒童”的標簽很不舒服。“沒人知道該怎么處理這個話題,大家都小心翼翼,這很尷尬。”如果社會學或歷史課上談到“9·11”襲擊,有些老師會提出她可以離開教室。

利婭在高年級寫的一篇作文中提出,每個人對待失去親人的方式都不一樣。“悲傷的五個階段不會結束,”她寫道,“沒有那么一天,一切都成為過去,你獲得自由。就像一臺洗衣機永遠在脫水。”

如今利婭在馬里蘭大學讀大二,學習早教。母親帕蒂·奎格利的使命影響著她。帕蒂是拉齊婭希望之光基金會的臨時負責人,這個基金會在阿富汗教育女孩,并計劃在美國撤軍后繼續這樣做。

用表演藝術消化悲傷

塞利婭·羅絲·古丁,2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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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利婭·羅絲·古丁

塞利婭的父親、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的證券交易員卡爾文·古丁遇難時,她還在蹣跚學步。塞利婭的母親、獲得過托尼獎的女演員拉尚策把他的結婚戒指送給了她,塞利婭走到哪兒都帶著這個戒指。“讓他的能量始終在我身邊,”她說,“我取得的所有成功都有他的參與。”

塞利婭憑借百老匯音樂劇《小藥丸》獲得2020年托尼獎最佳女演員提名。因為新冠疫情,頒獎典禮推遲到9月舉行。她在劇中飾演被白人家庭收養的黑人女孩弗朗姬·希利。

塞利婭說她喜歡忙碌、微笑和熱情的感覺,遭遇不快時經常試圖開玩笑而不是去面對。她說:“很長時間以來,我都認為,如果真要接受失去父親對我意味著什么,我可能永遠無法擺脫那種情緒。”她說,表演藝術幫助她消化悲傷,但這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母親始終是她的支柱。塞利婭6歲時看到拉尚策出演音樂劇《紫色》獲得托尼最佳女主角獎,夢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感受到母親臉上的那種興奮。

塞利婭畢業于紐約州塔里敦的哈克利中學,在阿爾文·艾利美國舞蹈劇院學習舞蹈,并在紐約市佩斯大學學習一年。眼下她正在多倫多拍攝首部電視劇《星際迷航:奇異新世界》。“我真的很幸運,”她說,“爸爸確保我的崗位都能給我帶來快樂。”

年年都給父親寫信

朱莉婭·加德納,22歲

朱莉婭快三歲的時候,父親道格拉斯·加德納遇難。他當時是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的執行董事,這是一家金融服務公司,設在世貿北塔。

每到“9·11”紀念日,朱莉婭都會給父親寫封短信。在弗代爾鄉村學校(也是她父親的母校)讀高年級的時候,她在信里跟父親講述他沒機會在校園里看到她或看她踢足球,這讓她多難受。“我多希望你能再一次大笑著用獅子毛巾裹住我,”她寫道,“沒人能想象得出我有多么想你。”

她喜歡播放他那些黑膠唱片,比如披頭士、死之華和齊柏林飛艇的唱片。“我很高興以這種方式,通過聽他喜歡的音樂去了解他。”她說著,眼里涌出淚水。

“在他的體育館,必須贏”

邁克爾·加德納,24歲

朱莉婭的哥哥邁克爾是房地產服務公司紐馬克的合伙人,他通過籃球和父親建立聯系。邁克爾曾效力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籃球隊,并在哈弗福德學院的體育館里打過比賽——他父親當年是哈弗福德學院籃球隊的隊員。那個體育館名叫道格拉斯·加德納83綜合運動中心,簡稱“道格”。

“我每年都有一次在那兒打球,能看到爸爸當年讀大學時的牌匾和照片。”邁克爾說,“我們四次都打贏了。在他的體育館,我必須贏。”

哈弗福德的另一位畢業生、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首席執行官霍華德·盧特尼克是新建成的運動中心的主要捐款人。恐怖襲擊發生后那幾年,盧特尼克幾乎每禮拜都帶邁克爾出去吃飯、逛糖果店或和他自己的兒子們一起打電玩。男孩子們經常穿著睡衣。他們稱之為“男人之夜”。

邁克爾說:“我很幸運,我有這樣一個支持系統,他們盡管很忙,卻抽出時間確保我OK。這給我一個框架,在危機的時候提供一個榜樣。”邁克爾仍然和父親的朋友們一起打籃球,為他爸爸最喜歡的球隊叫好。“尼克斯隊今年這個賽季表現太棒了,老天知道他們有多久沒打得這么好了。我真希望能和他一起經歷這一切。”

辦襪子公司幫助他人

丹尼爾和邁克爾·弗里德曼,3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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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和邁克爾·弗里德曼

父親安德魯·弗里德曼失蹤后,這對雙胞胎的母親莉薩帶著他們到曼哈頓的各個醫院和消防站找他。兄弟倆說,盡力尋找父親幫助減輕他過世給他們的打擊。弗里德曼當時在北塔的卡爾期貨交易所工作。他的玳瑁眼鏡和銀色手機如今陳列在“9·11”國家紀念博物館。

這對雙胞胎兄弟說,他們還記得救援人員在泡水的廢墟中搜尋時說到需要干襪子。他們四年前創立一家襪子公司,承諾把10%的利潤捐給“星期二兒童”,這個非營利組織針對在恐怖主義和軍事沖突中失去親人的家庭提供咨詢和指導等服務。他們已經捐出4萬多美元。

在隧道盡頭找到光明

阿什莉·俾斯曼,36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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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莉·俾斯曼

2013年,結束在波士頓的一段戀情后,阿什莉獨自一人在曼哈頓,沒工作,也沒房子。有一天,她去了“9·11”國家紀念博物館,那里有她父親、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首席財務官杰弗里·戈德弗拉姆的名字。

“我當時想,我這輩子打算怎么過?爸爸現在會怎么看我?”她回憶說,“我覺得自己很失敗。”

她努力樂觀,注冊了一個在線交友網站,經過一系列糟糕的配對后認識了埃里克·俾斯曼。他們結了婚,現在有一個3歲的女兒和近2歲的兒子。她丈夫在聯合汽車金融公司擔任投資組合經理。“我想象爸爸和他坐在一起,談論金融。”她說,“但這永遠不會發生,我覺得自己被奪走了什么。”

阿什莉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新聞專業,20多歲的時候東一筆西一筆地記錄過自己的約會經歷,30多歲開始記下對爸爸的回憶。然后,她把這些線索匯集起來,寫成一本回憶錄:《追逐蝴蝶:“9·11”女兒的真實故事》。

阿什莉說,一些讀者可能覺得這本書里的幽默不敬。“我感到緊張,但說到底這是我的故事。”她說,“面對失去爸爸,我的辦法是在隧道盡頭找到光明,找到讓我發笑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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